——沪上司机干满近十八年：没合同、没社保，被辞退时分文未得
近十八年，没签过一份劳动合同；没缴过一天社保；最长的欠薪，是整整九个月——这是57岁的卢某军在上海景超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当驾驶员的全部“待遇”。2025年4月，他开口向老板结算2024年的工资，等来的不是钱，而是拒绝和“要走人”的威胁。一个月后，工资结清，辞退也随之而至；再往后，劳动仲裁、一审、二审、再审申请，四道程序全部败诉。近十八年工龄，没有协商，没有补偿，只有一句“没有理由”。
据卢某军回忆，2007年12月，他经朋友介绍进入这家公司，专职开车接送货物。近十八年间，公司从未提过签订劳动合同的事，碍于介绍人的情面，他也没开口计较。2025年4月，眼看2024年的工资迟迟未结，他鼓起勇气向老板提出结算——就这一个要求，老板不仅没有答应，还威胁他走人。一个月后，工资结清了，辞退也来了。他至今想不通：讨要自己应得的工资，怎么会成为被辞退的理由？
他保存下来的几张物流单据，记录着这份工作的日常。2024年12月23日，一张从上海发往山东滕州的货运单上，写着他的名字，收货方是当地一家皮具厂；2025年4月3日，另一张同一线路的托运单上，托运方一栏仍是“卢”，收货方依旧是滕州羊庄镇的春红皮具厂。也就是说，直到被辞退前的那个月，他还在为企业跑车送货——近十八年的劳动关系，在这几张纸片上留下清晰的痕迹。干到被辞退前的最后一刻，还要被说成“没有理由”，这说得通吗？
近十八年里，他的月薪从最初的3000元，陆续涨到2011年的4000元、2014年的5000元、2020年的6500元。数字在涨，保障却始终是零：没有劳动合同，没有养老、医疗等任何社会保险。他常年按“做六休一”出勤，公司还频繁安排加班，每次加班费只有60元，对照法定的加班工资标准，相差悬殊。最煎熬的是欠薪——他说，公司不仅拖着工资不发，还常常扣工资；这份“九个月发一次”，并不只是他的口述。判决书认定的银行流水显示：2021年2月2日，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娥向他的账户一次性转账66,000元，那是9个月的工资54,000元加奖金12,000元，覆盖2020年1月到2021年1月整整13个月；在他的微信聊天记录里，2024年2月29日，叶娥连续三次转账共50,000元，只够抵2023年的部分工资。年底才结上年工资，催了才发——在判决书里，这叫“转账无规律、不符合劳动报酬支付特征”；可在卢某军的生活里，这是一次次等米下锅。一笔转账就是9个月的工资，这叫“无规律”，还是叫欠薪？
而最后两年的发薪方式，更让卢某军警觉：2024年的工资和2025年前4个月的工资，都是通过老板朋友的账号转给他的。判决书认定的转账记录停在2024年5月，此后的工资从别人账户里来。他心里明白，钱以朋友名义进账，最后两年便再难留下劳动关系痕迹——他也想过不认，可生活等不起，只能收下。用别人的账号发工资，是巧合，还是算计？
而另一边，企业的生意并没有停。当事人提供的采购单据显示，2025年4月18日和4月23日，上海景超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仍在向采购方供货；一张2025年9月的货运单上，收货人一栏写着“叶姣”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：2025年2月25日那张从温州发往上海金山的运单，收货单位一栏白纸黑字写着“上海景超-林显策”。可到了法庭上，这批物流单据、采购单，换来的是一句“单方制作，公司从未见过”。收货单位写着“上海景超”的运单都不作数，那什么样的证据才算数？卢某军说，公司的生意一直在做，老板并非没有支付能力——欠薪，不是发不出，而是不想发。
被辞退后，卢某军把希望寄托在法律程序上。2024年10月28日，他申请劳动仲裁，同年11月22日，仲裁裁决不予支持；2025年2月11日，他起诉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，同年8月11日，一审判决对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；他不服，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，2025年12月5日，终审判决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；他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，2026年4月30日，再审申请被驳回。仲裁、一审、二审、再审申请——前后近两年，四道程序，全部败诉。代理费、诉讼费开销下来，换来的结果没有变：没合同、没社保、没补偿，如今又添一笔“没说法”。
判决书的理由，卢某军至今想不通——
在卢某军看来，自己手里的证据并不少：微信转账记录、现金领取的记录、一页页流水账，银行卡里的每一笔进账都能对上。干了这么多年，工资是微信发的、现金领的、银行卡提的，法院却还是说“证据不足”。到底要什么样的证据，才能证明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干了十八年？
“无考勤记录”，成了法院认定不存在管理关系的理由。可一个自始至终不签合同、不设考勤的企业，劳动者怎么可能拿得出“考勤记录”？让受害者拿出加害者从不提供的凭证，这合理吗？
社保缴没缴，社保系统里一查便知，这本来是回答“有无劳动关系”最直接的事实。《民事诉讼法》明文规定，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，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。可从头到尾，判决书里没有一次依职权调取社保缴费记录的记载。这个最容易查证的问题，查过吗？
“叶娥虽然担任景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但也存在个人事务和私人空间”——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这样写道。于是，法定代表人安排工作、发放报酬，都可以被解释成“个人行为”。一个干了近十八年的送货司机，既不是公司的员工，也不是“老板个人”正式雇的伙计，那这些年，他到底算谁的人？
如今，卢某军只能靠打零工度日。没有社保，意味着没有退休金；没有补偿，意味着十八年辛劳的账无从清算。“眼看就快六十岁了，往后养老的事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”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企业，把养老的难题，又留给谁？
从2007年到2025年，近十八年时间，在卢某军的讲述里被概括成三个词：没合同、没社保、没补偿。如今，仲裁、一审、二审、再审申请全部走完，又添上第四个词：没说法。他的遭遇，把两个问题再次摆上台面：基层用工的规范，谁来落实？劳动者维权的路，谁来铺平？判决书是终局的，但一个劳动者的十八年，不该就这样无声无息地“没有理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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