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早的一封函写于一九八三年十月，盐城市殷庄煤矿致东台市公安局三里桥派出所。信中说：我矿职工赵恒大同志，一九七二年六月招工进矿，是固定工，户口性质为城镇居民，户籍关系落在贵所煤矿职工户下。一九八三年九月四日，因超假七个月，经矿党总支研究决定给予除名处理。办迁移手续的同志，因对国家政策掌握不够，将他的户口迁至所在大队，由城镇变为农村性质。信末写道："这是不对的，特来函请贵所给予更正为荷。"
这一"请"，请了二十三年。档案里最后一张材料落笔于二〇〇九年三月三十日，出自矿党总支书记钱某富之手。他说："户口问题落实问题，至今才知道没有落实。"二十三年间，赵恒太——函件里有时写作"赵恒大"——始终没拿到那张城镇居民户口，成了"无户口的人"。
赵恒太除名后城镇户口注销，工龄工资全无，他一无户口，二无粮油供应；家里无责任田、口粮田；一个公民连生存的都成了奢望。
一、十一年好工人
机电队队长王某山记得赵恒太。一九七二年，他来到东台县在徐州开矿的段庄煤矿，赵恒太在机修车间任副班长，后任修车班长，前后十一年。王某山这样写他：工作积极，好学上进，技术有专长，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先进个人；矿上开展技术革命、技术革新，全矿标兵十人，有他一名，还合过影，"该同志在全矿是出了名的"。
一九八二年年底，赵恒太家属生病，向他请公休回家。王某山记得一个细节：进矿以来，他从未在春节回家过年，"总是春节让给别人"。党总支书记钱某富回老家办事，顺路到过赵恒太家，亲眼见他妻子病重卧床、不能自理，当场口头准了他的假。一九八三年一月，他请公休假探亲；同年八月三十一日返矿。矿上算账：超假七个月。
二、除名与"家长制"
一九八三年九月四日，矿方作出除名决定，并经盐城市驻徐州煤矿指挥部（后更名为盐城市煤炭工业公司）批准。赵恒太赶到矿上理论，得到的却是除名。他在材料里写道：这处分"根本不合奖惩条例规定"。
王某山还原了当时的情形：除名是矿党总支书记、副书记或队长在会上提出的，"那时是家长制的领导模式"。他反映过赵恒太家庭的实际困难，"但是没有用，领导说了算"。
处分决定尚未下达，他先尝到被"架空"的滋味。赵恒太到矿，要求回班工作，得到的答复是：书记交待了，不让你工作。他在矿上待了十几天，没有工作，也没有饭吃——总务处不发饭票。同事和老乡只有同情，没有办法，"今天我请他吃一顿，明天你请他吃一天"，十几天后，他只好回家。
三、户口是怎样"迁丢"的
除名之后，矿方派员到贵州办理户口迁移。办事的同志"对国家有关政策精神没有吃透"，把他的户口从城镇迁到了农村。赵恒太质问："开除我工职，怎么把我户口注销？"户口没有了，他去找新上任的一把手，得到的答复是"不知道"。而作出除名决定的，正是这位一把手武某飞——公安出身。赵恒太反问：他难道不懂户口管理条例的规定？
依据当时的政策，被除名的职工，户口可以根据本人志愿，从大城市迁往中小城市。把城镇户口迁到农村，矿方自己的函件反复用四个字定性："这是不对的"。
问题出在送达。迁移证送到赵恒太家中，他未接受，只经其父亲带回矿上。时隔两年，手续失效。一九八九年四月，矿方在函里写下一句话："故赵恒大同志成了无户口的人。"
那个年代，转正为城镇户口极难：须年底评上先进个人、对矿有突出贡献，方能转为正式工人。这份户口，是赵恒太十一年干出来的。
四、二十三年的函来函往
此后，来函与去函，绵延二十余年。
一九八三年十月，函请更正；一九八九年四月，编号95161的函件留下地址"江苏省铜山县利国"、驻东办事处电话2301，联系人陈某海——另一份函写作"陈某锦"——请派出所"妥善落实"赵恒太的户口问题；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日，赵恒太到矿，请党总支书记钱某富出具证明材料。钱某富回忆：他多次反映家中困难，妻子生病，孩子上学，"我看到他确有实际困难"，当时口头答复，家属病情稍好些，就回矿工作。
一九九二年十月五日，煤矿再函三里桥派出所，请求更正。一九九九年九月六日，矿驻东办事处致函市公安局户籍部门，措辞更重：该同志除名后，户籍问题因长期没有处理，"处理不当"，具报告要求恢复其原城镇居民户籍。
公安一侧并非没有动作。东台市公安局先后出具的数纸证明，姓名写法不一：一纸作"赵恒太"，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生；一纸作"赵扣太"；另一纸作"赵桂太"，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生，均记一九八六年二月九日转迁落户。同一名职工，证明上出生年份相差九年。时堰派出所亦曾派员到矿接洽。赵恒太递交的材料，曾在东台市公安局治安股搁置三年多。
纸面功夫做了二十余年，那本户口，始终没有落下来。他反映情况的材料，转回时埝镇政府后又放了四年多，依旧没有答复。赵恒太去索要，对方既不处理，也不归还，只撂下一句："不要乱跑了，没有用的。"
五、队长上书
二〇〇八年三月二日，机电队队长王某山写下材料。他列了两笔账：矿上几名曾被依法处理、后获释的人员，都能享受工资，户口性质没有改变；有的同志不想在矿上干了，矿上都能"一账算清"；唯独赵恒太，除名时"连户口也除掉了，工资也除掉了"，奔波了十几年。
王某山质问：一个主管部门对待一个同志极不负责，理应主动派人去办理、去纠正，"相反，煤矿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一个无能为力办理的普通职工身上，使其吃尽了苦头"。他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呼吁，请上级有关部门尽快帮助纠正落实。
六、结语：谁还欠赵恒太一张户口
二〇〇九年三月三十日，钱某富——即当年写证明的钱某富——再写说明：赵恒太曾提出"待薪留职"的报告，矿党组织开会，政工部门提出其报告，自己说，如果不想来矿，就同意回家；"至于户口问题落实问题，至今才知道没有落实"。材料旁另有一行注：此系钱某富写给我准假（口头）的证明材料。
户口是登记在册的身份，是一个人"家在何处"的凭证，连着子女上学、就医、养老与救济。对城镇职工而言，户口还连着工资与几十年的保障。赵恒太失去的，表面是一纸迁移手续，实际是整个身份与半生的依托。
这份档案里，矿方承认过"不对"，承认过"不当"，承认过"没有落实"；公安部门出过证明，派出所派过人。错在哪里，各方都清楚：错在经办人员政策掌握不够，错在除名处分把户口、工资一并"除"掉，错在二十三年里没有人真正担责、真正纠错，把一个普通职工推在门外，让他一个人讨要，一个人无户口地活着。
群众利益无小事。一名老矿工的户口，一纸迁移证上的错漏，二十三年更正不了，不是技术问题，是作风问题，是责任问题。有关方面应当拿出勇气，依据当时的政策与事实，尽快恢复其城镇居民户口；对当年造成错误的经办与主管责任，也应当查清、说清、落实。惟其如此，"这是不对的"四个字，才不只是纸上的检讨，而是落到户口本上的纠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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