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案发起因：一场始于证人身份的荒诞转折
2005 年 7月29日上午 10 时，泰兴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以 “配合调查原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领导黄某受贿案” 为由约谈徐洛平。然而，徐洛平与黄某自 1997 年后者调任后便无任何工作往来或经济联系，对所谓受贿事宜毫不知情。
令人费解的是，在无举报信、无匿名线索、未掌握任何犯罪证据的前提下，检察机关于当日下午 5 时将徐洛平押至泰州市海陵宾馆，违法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。这一行为直接违背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关于强制措施适用的基本原则 —— 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必须以初步证据为前提，而徐洛平的遭遇显然突破了法律底线。
二、违法侦办：刑讯逼供下的虚假供述
在被监视居住的 14 天里（2005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2 日），徐洛平遭受了系统性的肉体与精神摧残：
- 极端审讯手段：在强光照射下进行昼夜不间断审讯，禁止接触床沿，罚站至昏厥倒地，甚至出现大小便失禁。
- 暴力体罚：在检察院吴某武的唆使下，办案人员对其扇耳光、用皮鞋碾压脚背、抓头发迫使其跪地，导致耳廓渗血、脚背发炎（此情节有律师记录及同事探望时的见证）。
- 精神操控：在持续折磨下，徐洛平出现幻觉，最终在 “启发、诱导、哄骗” 下按照吴某武的预设思路，编造了虚假的受贿口供。
更荒谬的是，这些在幻觉中形成的口供被立即同步给所谓 “行贿人”。由于行贿人同样处于被软禁状态，最终形成了 “高度一致” 的证词 —— 不仅时间、金额完全吻合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分毫不差。这种跨越十余年（1993 年至 2005 年）得 “完美印证”，在正常司法逻辑中绝无可能，反而暴露了人为制造证据链的痕迹。
三、证据漏洞：矛盾证言与主体资格的根本缺陷
（一）受贿主体资格的彻底否定
法院异地新建办公楼的六个基建项目（1991 年启动），实际由时任领导黄某担任组长、司法行政科科长张某任副组长并掌握 “一支笔” 审批权。徐洛平 1994 年 5 月调任司法行政科后，仅负责督促干警缴纳集资款，与工程款审批、项目决策、人事安排等核心权力毫无关联：
- 张某亲赴南京钢铁厂采购钢材（有原始笔记本证明），徐洛平无任何资金支付权限。
- 本单位多名中层干部联名出具材料证实：“徐洛平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受贿罪主体资格”。
- 原刑事审判庭庭长何永志核查卷宗后认定，此案是 “江苏省少有、全国罕见的自证其罪错案”。
（二）关键证人证言的合法性危机
- 黄某与张某的矛盾证词
检方仅对基建项目核心负责人黄某、张某取证，二人谎称徐洛平是工程负责人，但其证言与法院基建账册冲突 —— 账册明确显示所有款项支付需张某批示，徐洛平无任何签字权。
- 戴长华父女证言的违法性
- 戴长华称行贿 1.7 万元为女儿安排工作，但事实上其女戴某茹进入法院系统是张某一手操办（有人事局档案为证），与徐洛平无关。
- 戴某茹作为行贿人的近亲属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其证言仅能作为参考，不得作为定罪依据，但法院却将其作为核心证据采信。
- 张成荣行贿指控的逻辑断裂
公诉方指控张成荣 9 次行贿 6.8 万元，但存在致命矛盾：
- 干警宿舍楼工程 1994 年 9 月开工，却指控徐洛平 8 月底在工地办公室受贿（此时工地尚未动工，更无办公室）。
- 徐洛平 1995 年底才搬入有 “小屋” 的住所，却被指控 1995 年春节前在该小屋受贿。
- 工程为 “死承包” 性质，张成荣无需多开钢材发票，且徐洛平无审批权限，所谓 “因多开发票行贿” 纯属虚构。
四、司法异化：权力主导下的程序违法
- 立案程序违法：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，违反《刑事诉讼法》关于立案条件的规定。
- 证据采纳偏颇：一审法院对辩护人提出的时间矛盾、场所虚假、权限不符等辩护意见全部驳回，仅以 “供证一致” 定案，无视物证与书证的根本性否定。
- 再审程序失灵：2014 年江苏省高院驳回申诉，未审查刑讯逼供线索，仅以 “证据充分” 维持原判，导致错案长期固化。
五、代价与抗争：二十年清白之问
这起冤案导致徐洛平家破人亡：母亲闻讯去世，刑满后夫妻离婚，儿子走向不归路，徐居无定所并患上抑郁症。但他始终未放弃抗争，2024 年的举报信与 2025 年的抗诉申请书，系统揭露了吴某武故意制造假案、充当黄某与张某保护伞的事实 —— 徐洛平实则是上级腐败的 “替罪羊”。
如今，尘封的基建账册、同事联名证言、何永志的实名举报仍在诉说真相。这场跨越二十年的司法荒诞剧，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，更折射出基层司法生态中权力对法律的侵蚀。当 “自证其罪” 成为定案依据，当刑讯逼供制造 “铁证”，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便面临崩塌的危险。徐洛平的坚持，终究是在为每一个人追问：法律能否真正成为抵御权力滥用的盾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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