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 一位八十九岁母亲的探望权困局
2023 年 4 月 5 日，江苏省海安市墩头镇，崔广珍老人的人生被一声噩耗劈成了两半。她 66 岁的大女儿史厚兰突发脑溢血，经抢救虽保住了性命，却从此陷入深度昏迷，成了医学上的植物人。
那一年，崔广珍 87 岁。
谁也没有料到，这场天降横祸拉开的，不是一家人围拢搀扶、共渡难关的序幕，而是一场持续至今、令一位耄耋老人肝肠寸断的亲情拉锯。两年多过去，老人已 89 岁，大女儿仍在病榻上无知无觉，而她 —— 一个母亲 —— 想堂堂正正坐在女儿病床前看一眼，竟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坎。
一、门，是怎么关上的
史厚兰与丈夫钱立铭育有一子钱振勇。母亲病倒后，照料之责自然落在了儿子肩上。起初，崔广珍还能随三女儿史厚蓉每天都去医院探望。可渐渐地，门关上了。
史厚蓉记得清清楚楚。第一次起冲突，是在大姐转入重症监护室之后。2023 年，她的娘家四叔查出肺癌。四叔无儿无女，晚年全靠史厚蓉一人照应。迫不得已，史厚蓉陪四叔去上海做手术，在那里待了约一个星期。回来的当天，她给钱振勇打电话，询问大姐的情况。钱振勇说，一切跟之前一样，没什么发展，末了又补了一句：他听医生的，帮母亲把气管切开了。史厚蓉心里一沉，提出如果情况没有变化，可以把大姐接出重症监护室，由她来照顾，只要钱振勇帮忙找个护工搭把手。话音未落，钱振勇就发了火，说接出来以后他什么都不管，不照应，也不找护工；要是想照顾，就全部交给她。史厚蓉一时语塞——她自己的儿子患慢性障碍性贫血已整整 20 年，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，还欠了一屁股外债，就算有这份心，也没有这个实力。
气不过，史厚蓉在微信里跟钱振勇道出了压在心底多年的话：大姐 25 岁嫁进钱家，40 多年里，把两个小姑子拉扯大，把患肠癌的丈夫照顾到去世，又将 91 岁的公婆侍奉到百老归天；退休后还一直在纺织厂一线干到 65 岁，好不容易熬出头，自己却倒下了。这些话，刺痛了钱振勇的自尊。第二天一早，史厚蓉照旧到重症监护室门口等消息。钱振勇借要家门钥匙的名义，对她大打出手，一把掐住她的脖颈。那一瞬间，她几乎窒息。报警，调解，钱振勇写下保证书：以后若再对史厚蓉动手，旧账一起算。念及一母同胞的情分，史厚蓉还是选择了原谅。
可原谅换来的，不是和解，而是更彻底的沉默。从那以后，钱振勇不许医生再向史厚蓉透露大姐的任何情况；大姐从重症监护室转去护理院，他同样封锁了所有消息。家里人瞒了老母亲整整半年，实在瞒不住了——大姐一直没有来看母亲，老人家追问再三，才知道真相。从那以后，崔广珍整夜整夜睡不着，一心要去看女儿一眼。
史厚蓉和二姐史厚红在海安城里找了整整好几天，把海安所有护理院都找遍了，最后在恒源康复护理中心找到了大姐。可工作人员说：史厚兰不能看，因为她的家人照应过了，不许她们看望。追问是谁交代的，得到的回答是：她老公交代的。史厚兰的丈夫——也就是钱振勇的父亲——已经过世十几年，又是谁来交代的这件事呢？得知她们找到了护理院，院长连夜在工作群里发出通知，要求所有人统一口径：没有这个人。有内部人员把通知的截图发给了史厚蓉的表妹，表妹又转发给了她。从那以后，一家人再也没有了大姐的一丝消息。
此处裂痕一旦出现，便再难弥合。2025 年 9 月 18 日，崔广珍老人在女儿史厚蓉陪同下亲自找钱振勇，要求探望大女儿，两人再次激烈争执，最终又是派出所出警。
一个母亲，想看一眼自己躺在病床上、不能说话也不能动的女儿，为了圆老人的愿望，老人另外的三个女儿带着母亲来到法律援助中心咨询，接待的律师听完经过，建议她们起诉。就这样，一家人踏上了漫长的官司之路。
2024 年 10 月，崔广珍委托律师，正式向海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她的诉求简单到令人心酸：请求法院判决外孙钱振勇协助她探望女儿史厚兰。
二、两次开庭，一纸判决
2024 年 12 月 3 日，海安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，案号（2024）苏 0685 民初 10067 号。2025 年 1 月 9 日、1 月 21 日，法院两次公开开庭。
法庭上，钱振勇一方提出三点抗辩：其一，法律仅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探望权，史厚兰是成年人，不存在所谓 “探望权”；其二，史厚兰身体极度虚弱，连续探望三小时会影响护理、危害健康；其三，护理院有严格规定，不允许家属频繁探望。
崔广珍一方的回应掷地有声。探望子女，是基于血缘亲情的自然延伸，哪一条法律规定父母只能看未成年的孩子？老人虽年近九旬，民事行为能力完整，每月看一次女儿，何谈 “危及生命”？钱振勇负有保障被监护人获得亲情慰藉的义务，不能以护理院规定、同病房病人权益为由拒绝探望。
法院最终采纳了老人一方的主张。一审判决书写明：虽然现行《民法典》仅明文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探望权，但从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出发，基于父母子女之间天然的亲情关系，在成年子女患病等情形下，父母对其成年子女的探望权应当予以保护。
判决主文清晰：崔广珍自判决生效之日起，每月可探望女儿史厚兰一次，每次 3 小时，具体时间为每月第二周周日下午 14 时至 17 时；钱振勇应予以协助，不得无故阻拦；探望时崔广珍应遵守康复中心相关规定、做好防护措施。
钱振勇不服，上诉至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。2025 年 4 月 1 日二审立案。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原审认定事实清楚、适用法律正确，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官司赢了。可崔广珍老人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，现实就给了她更沉重的一击。
三、赢了官司，输了相见
一审判决生效后，一家人不是没有尝试过。判决书下来的那些日子，姐妹三人满心欢喜，小妹特意从石家庄赶了回来，陪着老母亲一起去了护理院。可在大厅，工作人员依然拒绝她们探望史厚兰。报警后，城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，院长却说：没有此人；就算有此人，谁花钱请她们，她们听谁的；你们没权探望，就算有判决书也没有用；打官司，她们有律师团队。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一家人只能失望而归。
2025 年 5 月10日，崔广珍带着二审判决书，按照生效判决确定的时间前去探望。她被带到从前的护理院，却被告知：史厚兰已经不在此处。
二审维持原判后，一家人又带着判决书来到恒源康复护理院。院长坚持说，人不在她们这边，早就转走了。没办法，一家人再次报警，来了两位民警，院长这才同意让她们上楼找人。可楼上楼下找遍了，始终不见大姐的身影。
人去了哪里？没人说得清。钱振勇的电话要么不接，要么关机。2025 年 5 月 12 日，崔广珍向海安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事实上，娘家人并非没有见过大姐——只是一次相见，都要靠派出所的调解。2026 年 5 月 11 日，在派出所的调解下，她们见到了大姐，她就住在一个六人的大病房里，并没有钱振勇向法官转述的那般“情况不好”。5 月 20 日前后，史厚蓉终于拨通了执行法官的手机，说母亲想看大姐。法官回答：“我们刚刚才看过。”史厚蓉当即纠正：那是派出所调解安排我们去探望的，法院一直没有执行到位。
人为什么这么难找？2026 年 7 月，史厚蓉因病住进海安市人民医院。病床边，她与一位护工闲聊，随手把大姐的视频拿给她看。护工一眼认出：这就是恒源新村护理院——她在那儿做了几年护工，还亲手照看过大姐。她说，你们找不到大姐，是因为那会儿护理院把大姐的名字改了，叫“钱小花”。
2025年5月申请强制执行，等待的日子里，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。申请执行一个多月后，史厚蓉打电话给执行法官，对方说找不到人，让她们协助找到人再说。又等了将近一个月，再打过去，得到的答复是：之前的法官调走了，他是才接到这个案子。继续等，继续打，得到的始终是同一句话——找不到被执行人。就这样，一直拖到了 2025 年 9 月 6 日。
执行法官多方查找，发现钱振勇夫妇早已长期居住在苏州。直到 2025 年 9 月 6 日 ——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，钱振勇回乡祭祖，才被法院找到。约谈中，钱振勇陈述：母亲已鉴定严重失能，做了开颅手术，病情严重需要长期护理，已安排至常州某医疗康复机构，由一名叫周龙的人负责；因为与母亲家亲戚关系闹僵，不想被电话打扰，手机设置成了 “只能通讯录联系人打进”。
法院随后联系上周龙。对方却表示，担心法院执行探视会对被探视人及康复中心产生不利影响，必须由钱振勇本人当面同意。钱振勇始终不配合。
更让史厚蓉心寒的，是护理院的态度。她在后来向检察机关提交的材料中写道：大姐被送到护理院之初，她们其实已经找到，可院长不许探望，连夜在工作群里通知 ——“如有人来探望史厚兰，统一口径，没有此人。” 第二次，她们拿着法院判决书，按规定时间带着老母亲前去，护理院仍说 “没有这个人”，最后挑明了：“谁出钱，我们听谁的。”
2025 年 9 月 6 日，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。执行法官让史厚蓉留住回乡祭祖的钱振勇，等他来执行。可钱振勇不许她待在自家院子里，报警说她私闯民宅。墩头派出所的民警出警，将两人一起带回派出所。史厚蓉向民警说明：是法官让她留住钱振勇，等他过来。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，钱振勇要走，她上前拦住他。就在派出所门口，钱振勇一把将她推倒，转身跑了。她追上去，又被按倒在地——他整个人压在她身上，一拳一拳砸向她的左额头，掐住她的脖子。好在堂妹及时赶来，把他从她身上拉开，报了警，民警再次出警，将两人带回派出所。下午两点四十分左右，执行法官才赶到墩头派出所。史厚蓉反复强调：“这一次的探望权不是法院执行来的，是我被打两次、派出所调解换来的。”
四、三分钟视频，与一纸终结裁定
事实上，这“3 分钟视频”来得并不容易。2025 年 9 月中旬，执行法官让史厚蓉带着母亲去听他的答复，当面答应：国庆节前，他先到常州的护理院看看大姐的实际情况，如果可以，再带她们去看望。可国庆节过去了，他并没有去。10 月 20 日前后，史厚蓉打电话给法官，说母亲想看大姐，法官这才承认：他没有去过常州——是钱振勇把人转回了海安，拍了三段视频给他看。所谓大姐的情况，从头到尾，都只是钱振勇的一面之词。
2025 年 10 月 25 日，钱振勇用 “120” 急救车将史厚兰从常州运回海安瑞颐康复中心。法院得知后前往查看，拍摄了一段约 3 分钟的视频，并将视频资料提供给了崔广珍。
视频里的史厚兰，左脑颅骨已取出，靠吸氧、打食、输送营养液维持生命，专人帮忙吸痰。据康复中心周主任介绍，该中心缺乏医疗设施，本不具备史厚兰的医疗护理条件，仅因熟人关系才勉强同意她停留数日。
2025 年 10 月 28 日，崔广珍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书。老人写道：女儿因意外处于植物人状态，病情危重、身体状况极差；为保障探望权利、同时避免心理伤害，特申请法院准许拍摄史厚兰住院期间的日常状态视频，本人通过视频初步了解情况、做好心理建设后，若状态允许，再要求现场探望。
这已是 89 岁老人最大程度的妥协。她不再坚持 3 小时的现场探望，只想先看看视频，做好心理准备。
然而，2025 年 11 月，海安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苏 0685 执 3030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。裁定书认定：史厚兰已重度失能、几无意识，送至具备一定医疗设施的康复中心护理并无不当；崔广珍年事已高，探望女儿之意符合人情之常；但史厚兰目前的身体状况，已不具备申请人申请诉求的时间与频次；法院已将其身体状况拍摄短视频提供给申请人，视为表达关心与怀念的方式之一。
据此，法院裁定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史厚蓉在向检察院递交的《监督申请书》中写下了这样的经过：执行法官建议先看视频，可看了视频仍无法确认那是不是自己的姐姐；要求现场探望，法官要求找一个不是家属的外人陪同且不保障安全；找好陪同人员后，法官又告知其女儿不知去向。11 月 6 日，法官让律师转达，劝说申请人放弃探望权利。
2025 年 11 月 7 日，崔广珍正式向海安人民检察院递交监督申请书，请求检察机关对海安法院的执行工作进行监督，督促法院积极履行执行职责，保障申请人合法探望权。
五、最后的心愿
官司的纸面上结束了，可一家人心里的牵挂没有结束。2025 年 12 月 8 日，史厚蓉给执行法官发去一条长信息。她把大姐在钱家 40 多年的苦、两家人这些年的恩恩怨怨，连同一位母亲最后的心愿，一并写在了里面。
她在信息里写道：大姐从 25 岁嫁进钱家，没享受过一天福。那会儿钱家条件不好，姐夫兄妹三个，从小就没有父亲。钱振勇在史厚蓉家长到 13 岁，直到她生下大儿子才回去。父母帮着扶持钱家，两个小姑子从毕业、进厂上班到出嫁，都是父母一起张罗的。2000 年，史厚蓉的大儿子患上慢性障碍性贫血，前后治疗整整 20 年，把整个家拖垮了；再后来，她的父亲又查出食管癌。紧接着，大姐夫 52 岁那年患上肠癌，55 岁去世——三年的治疗期，大多时间是二姐陪着大姐一起照顾的。大姐 54 岁守寡，又回到纺织厂上班，一边上班，一边照顾八九十岁的老婆婆，在墩头纺织厂一直干到 65 岁，身体实在不适合再在车间工作，才辞了工，回墩头帮史厚蓉照看书店。那会儿，钱振勇跟她们的关系都很好，反倒跟两个姑姑闹得很僵，说是两个姑姑欺负他妈妈，他才翻了脸。
直到 2023 年清明节大姐出事，两家的关系都还不错。钱振勇常年在外地工作，大姐去上海、南京看病，都是史厚蓉陪着；家里大大小小的事，都是娘家人帮衬着。钱振勇提出要找人把大姐送去上海试试，史厚蓉人也找好了，他却受人挑唆不去了——娘家人没有一句反驳，都随他自己作主。
史厚蓉在信息最后写道：“母亲日思夜想，不能入睡，家里四张床，都没有她能睡得着的地方。假如大姐当时一下就失去了生命，也许不会心痛到这个时候。这血与肉的亲情，不可能像平常人一样，说舍就舍得下的。”她请求法官，体谅一个母亲的思念之情，还她妈妈最后的心愿。
从 2023 年 4 月女儿病倒，到 2025 年 12 月那封写给执行法官的长信，两年多时间里，89 岁的崔广珍老人走过了起诉、胜诉、上诉、终审维持、申请强制执行、被转移、被隐藏、被终结执行的全过程。
法律给了她 “有权探望” 的判决，却没能让她真正坐在女儿病床前。
史厚蓉说，护理院帮着改名换姓、转移下属机构，人为制造探望困难；她自己因为替母亲奔走，两次被外甥动手殴打。老人还在等。她不知道自己还能等多久，也不知道下一次推开那扇病房的门，还要走多久的路。
一纸判决写在纸上，一道门槛横在现实里。当一位耄耋母亲连看一眼昏迷女儿的权利都要靠检察监督来争取，这已不是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。它拷问的是：判决如何不沦为一纸空文？亲情又如何不被当作拒绝履行义务的借口？
